晏阳初，一个可贵的“历史剖面”
——我对苗勇《晏阳初》的阅读札记
李 浩
吸引住我的第二点，是苗勇资料的萃集整理扎实认真，有说服力。一般而言，为某位传主书写传记，认真做好资料萃集应是基础性的、不言而明的一件事，但就我的目力所及，我们许多的传记作家并未能将这一工作做得扎实有效，他们有时会依借想象和想当然来“补充完成”，时有坍塌和引用资料不规范、与事实出入较大的问题。而《晏阳初》，则做得扎实，认真，细致，精确——在后记中，苗勇提到他对原始资料的搜集：“七八年下来，我手头上有了一些书籍资料：《晏阳初文集》、《晏阳初传》、《告语人民》（晏阳初和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合写）……还有许多介绍中国平民教育和世界乡村改造运动的史料、回忆录、报告文学……”“我又一头扎进资料里，这时我发现……”熟悉文学创作特别是传记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资料的萃集和熟悉与否很大程度决定着作品的品格和高度，它是丰富性和真实性的双重来源，也是传记作者得以开阖纵横而“胸有成竹”的支点。我们看丁英教授和熊佛西在火车上对话的那段，我们看在《农民周报》之后第一期农民读物的付印过程，我们看1929年平教会的会议和晏阳初的“教育计划”——这一切，如果没有扎实、认真而不放过枝蔓末节的功夫，是写不出来的。
而吸引我的第三点，则是苗勇“还原细节”的能力，他利用资料、想象和种种的考察，“补足”了故事细节，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这是文学性的部分，是苗勇基于史料而进行的发挥，是他才华和卓越的史料运用能力的展现，而它，也是（甚至更是）衡量一部传记作品艺术品质的标准之处。如果没有这一能力的支撑，传记文字很可能变成史料的堆砌，干瘪生涩，味同嚼腊。苗勇的《晏阳初》很好地调和了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何开四说这部书是“文学的至美与传奇人生的华丽相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我认为他说到了“本质”。在这部书中，苗勇以严谨的史料为支撑，但在这一基础上他充分发挥，像那些带给我们深刻影响的传记文学作家们那样发挥，为历史褶皱中的掩藏补足它“可信的细节”，而让我们得以沉浸其中，并与晏阳初、史文轩、查理·塔夫脱、朱其慧、许雅丽、傅葆琛、孙伏园等人一起思忖：中国何处去，世界何处去，人类何处去，改变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平民教育运动”向何处去……如果没有良好的细节补充，那种魅力和引人思忖的力量都是做不到的。“少年求学”的第一章，我相信苗勇可用的资料相对较少，有细节的部分应当仅出自晏阳初的自述，恐怕可利用的“他述”是极少的，哪怕在晏阳初成名之后。是故，对这一部分的“描述”就完全地依赖于：1、晏阳初自述部分的简写内容；2、作者苗勇的实地考察，对当时当地环境的熟捻，风土人情的熟悉和了解；3、部分有效的采访内容；4、作者的“还原细节”的能力，以一种故事的甚至小说的笔触勾勒出细节，吸引住我们。是故，在我阅读这一章节阅读到晏阳初与小伙伴打架和打架之后那段描述时，尤其是晏母的处理方式时，竟然有种强烈的身在其中、感同身受的感觉，它几乎是一篇质地良好的小说；第三章，晏阳初与旧友重逢的场景，去拜访蔡元培时的场景，都有一种“在场感”的吸引在，而这种在场感的吸引是贯穿整个文本的。
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是吸引我的第四点。《晏阳初》，在我看来它写下的不只是晏阳初的“个人传记”（当然个人传记的部分也足够重要），而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和恢宏感的人类命运长卷，它涉及中国和国际，涉及知识分子承担和民众的救赎，涉及列强和被占领所改变的中国，涉及教会、福音堂和传统士绅文化，涉及东西文明的交融和碰撞……可以说，在晏阳初身上是一个“珍贵的混合体”，而在他的经历和历史波潮中，他身上的所有“携带”都在被不停地搅动起来，相互地纠缠在一起——我还是想再次引用在第一段文字中未引用完的那部分，晏阳初的自述：“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重新引用这段文字其实是以它的言说来言说在晏阳初身上所携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包括精神上的、形成个人心性的丰富性。在我看来，晏阳初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剖面”，以他的存在来审视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教育往何处去，以及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的价值的再审视等等……而苗勇的可贵呈现，有效地提供了审视和追问的“抓手”。
